北京

英国人Karen Smith：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白求恩
 
    凯伦和家人住在景山公园西门附近的四合院里，工作室就设在公园东门。每天她拿着两块钱的公园月票，在“皇家花园”中一来一往。在西边的家，迈出门去也是老北京人过得兴致盎然的密实日子——尽管已经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老北京人还是持续养着排队购买某店糕点的习惯，站在相识已久的队伍里，大伙儿家长里短相谈甚欢。
 
    进了大门则是另一重的天地，每个房间都宽敞通透，是清净明澈的布置，虽有中国元素，但绝不是一般号称中国迷的外国人家中那种浮浅的铺张。每天下午，家中阿姨都要把100多平米的院子地面犄角旮旯仔细擦一遍，四五月份北京的风沙季节，甚至一天要擦两次。当然那也是一眼即能看到的北京——满壁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凯伦的工作室，蹲着讪笑的光头被摆在长桌的一端，那是岳敏君的雕塑，角落里散步的几只老母鸡可喜可亲，也不知是谁的作品。
 
    凯伦在电脑桌前忙着敲字，一本关于艾未未，她喜欢艾未未，认为他有他父亲艾青那一代人的特征，头脑开放，心中又有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愿景。另一本介绍中国当代艺术在90年代发展历程。她的时间被分崩离析，犹显争分夺秒。1992年底来到中国，定居北京，她是独立策展人，为中国艺术家策划一系列在国际上的展览，她为伦敦的中国文化节策划“我的时代中国”系列影片展，包括简短纪录片、动画片和艺术片，今年6、7月间会在英国各地的艺术场馆上映。还因为奥运以及“中国热”，她忙着接待西方的媒体，他们在来中国着手进行采访之前，会先到她家向她打听“真实的中国”。
 
    在中国人眼里，她是外来人。来中国之前，她对宣纸特别感兴趣，曾经做过很多用宣纸做的版画。来到中国，她与作当代国画的人沟通起来毫无障碍，而作传统国画的人则视她关注水墨画为插手中国事，她便也只能把这一兴趣隐藏为私人爱好。
 
    而在外国人眼中，她大约也会被看作是中国人的代言人。有友笑言她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白求恩，因为自从她1992年底来到中国，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帮助若干中国艺术家走上国际舞台。
 
    凯伦口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偏见”。她说人很难跨越自己的经验，她批评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单一视角。一个初来乍到中国的人，看到中国的当代建筑、消费面貌以及年轻人的生活形态之时，会认为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毫无二致，凯伦认为这是观察不深入的认识，以她15、6年的中国内地生活经验，与中国艺术家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接触，她说实际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其它国家完全不一样，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而存在。
 
    这延伸到当代艺术的语言的问题，当西方人批评中国当代艺术没有自己的语言或者说纠缠于使用文革符号之时，她会详细地从每个艺术家成长的社会大环境与个人小处境出发，向你说明那些作品背后的深切意味。
 
    她曾经经历过中国当代艺术界冷落清秋的局面，而那时候她的中文还不灵光。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她听不明白中国话时，她会注意观察这个人的身体语言，以及他/她在某个环境里的状态。而后，当她能听懂别人说的话时，她发现人口中说出来的是理想的话语，与他/她实际的生活有差异，比如她在90年代接触中国当代艺术家之时，他们还没有合法的地位，但言谈间有很多的梦想以及理论性的思考，这让她觉得他们仿如漂浮在社会中。而2000年之后，这些人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有钱，能够做展览，产生商业合作行为……人们开始闹起来，那些曾经被视为怪人的艺术家摇身变成了社会的英雄，不再象80年代那样，是社会的叛逆者。但是，对于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这样一种转变，许多西方人还停留在错误的想象中，凯伦因之不能不站在中西方之间的位置上，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再三的解释。
 
    凯伦把自己包裹在冷色调的衣服里，脚趾甲则涂成了樱桃红色。她不是很爱笑，严肃认真。她学美术出身而不再拿画笔，勤于写作，把写字变成她的艺术，简单地过写作生活。她曾经爱骑马，但北京拥堵的交通与糟糕的空气吓退了她。她觉得很好的是，她的爱好与工作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她没有单位，外文局是她来中国这些年唯一待过的单位，她自觉自愿地研究、推荐她视界里认为有历史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并以此为乐。